哈金：英文中的张爱玲 | 海外华语作家

HA  JIN

作者简介

哈  金  原名金雪飞，1956年生于辽宁，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博士，现在波士顿大学教书，居马萨诸塞州；系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，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 ；著有诗集《沉默的间歇》《面对阴影》《残骸》，短篇小说集《词海》《在红旗下》《新郎》《落地》，长篇小说《池塘》《等待》《疯狂》《战争垃圾》《自由生活》《南京安魂曲》等。

文  / 哈金

一

江南文人多有英文情结，尤其是上海文人。英文象征进入西方文化和生活的可能，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门径。而东北过去会英文的人较少，二十一岁前我没见过能说英语的人。夏济安1944年首次见到张爱玲时半开玩笑地说：“I’m your competitor, you know。” 这个以“竞争者”自居的话让张爱玲一头雾水，终生没弄明白，因为在她看来，夏济安并不写小说。其实，跟张爱玲一样，夏济安的雄心是用英文写小说，当时张爱玲在上海用英文写作已经小有名气，常给《泰晤士报》写剧评和影评，1939年她甚至宣称不再用汉语写东西。跟她相比，夏济安在英文写作上的努力并不成功，一部长篇写了多年，终没成书，但他在美国的一流杂志上发表了个别短篇，这已经相当不容易。

1952年从上海去香港后，张爱玲除了翻译美国文学作品，也继续英文写作。她的头两部英文长篇常被认为政治倾向太浓，部分原因是创作期间她得到美国新闻署的资助。这两部小说的确有政治态度，但这不该是问题，政治立场也可以是力量所在，跟小说的文学品质没有内在关联。谁敢说《动物农场》和《1984》不是真正的文学？《秧歌》其实早就在张爱玲心里酝酿，有些片段在几年前写的《异乡记》里就已经出现。《秧歌》于1955年由美国出版界的重镇Scribner发行。出版后好评连连，《纽约时报》和《时代周刊》等主流报纸和杂志都给予书评，很快就卖掉了二十三种语言的版权。唯一让作者不快的是由它改编的电视剧，她告诉朋友该剧“惨不忍睹”。作为张爱玲第一部英文小说，这是相当成功的。

《秧歌》是一部纯文学小说，不论从结构和行文来看都很了不起，可以说是张爱玲最优秀的小说。我认为它比《金锁记》成就更高。学者们已经对它有诸多评论，我只谈谈自己有关小说技艺方面印象最深的几点。张爱玲行文有一种病态的快感，可以感觉到她下笔时心情多么欢悦，尽管故事内容是惨重的，是土地改革时荒诞暴虐的经验。第二章里提到桃源村有一妇女不满公婆家对她的虐待，去干部那里提出要离婚，结果那位干部头脑守旧，把那个女人绑到树上，用树条打了一顿。干部的行为鼓舞了村民，不过他们仍认为那女人的婆家做过头了。她被送回去后，婆家人又“把她绑起来暴打一顿，打断了粗粗的三根棒子。过头了啊，打断一根就行了”。这最后一句话虽是轻轻一笔，却十分勇敢，因为在人物受难的时刻，这种幽默很容易把握不住，只有老练的小说家才敢这样下笔。

这种病态的幽默更淋漓地呈现在那个广为张迷们咋舌的杀猪场景。由于我小时候常去屠宰房看杀猪，张爱玲描写的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并不新鲜，不过她最后落下的几笔真是绝响。猪去了毛，“谭老大和谭大娘搬过来那白花花的猪身让人看，不带毛的猪脸露了出来。那是一张笑脸，笑眯眯的小眼睛挤成弯弯的一对细缝。”只有张爱玲能写出这样可怕却又快活的文字，做得恰好（虽然她在译文中却做过了，加上了一句：“极度愉快似的”）。还有，谭家此前曾经藏猪的那个插曲。猪被放到炕上，盖上棉被像个在捂汗的病人，但汪精卫的和平兵们发现炕沿下有一双女人的鞋，就认定炕上躺着的病人是花姑娘，结果掀开被，发现了肥猪，硬给抢走了。这个细节可能完全是虚构的，但它体现了张氏独特的情致，能够在苦难中创造欢愉。优秀的小说家并不照搬生活，而是通过自己的感知来制造艺术。这个插曲也是神来之笔。

后来，《秧歌》的政治倾向也有了前瞻式的寓意。金根和村民们不满土改工作组为烈属强征粮食和猪肉，组长王同志镇不住场面就开了枪。接着是这样的描述：“我们失败了，”王沉重地说，然后又重复一遍，仿佛这是第一次要这样说。 “我们失败了。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人民开枪。”难道这不是意蕴深远的文字吗？有哪位文人那时能写出这样的句子？

张爱玲不是那种磅礴壮阔的作家，《秧歌》作为一部小长篇恰好适合她的才气，使她超越了自己闺秀、市井的格局。从篇幅和故事的宏度上看，这部长篇也让她的才华和抱负发挥到极致。通篇布局均匀，落笔利索，细节也结结实实，完全没有了张爱玲以前花哨和琐碎的风格。

1950年代有几位华人英文写作已经很成功，比如林语堂、韩素音、蒋彝，当然还有赛珍珠。他们的英语基本上是正统、规范的，虽然赛珍珠偶尔也使用汉语的表达方式，如“fire wagon” (火车)， “looked east and west” (东看西瞧)，“a foreign firestick” (洋枪)，“the hundred days’ cough” (百日咳)。张爱玲十几岁就开始英文写作，对英文十分娴熟，也清楚只有风格才能最终使作家在一种语言中立身。从《秧歌》的行文来看，她力争写出与众不同的英文，在风格上独树一帜。然而她的方法却有些极端：在英文中大量地直接插入汉语的表达方式，不是赛珍珠那种精心的意译以使“英语耳朵”能听明白，而是连汉语发音一同转入英文。这样就有了各种各样词组：lu t’iao (路条)，kung liang (公粮)，ch’uen fu t’ai t’ai (全福太太)等等。这些声译的表达方式并没有完全融入《秧歌》的英文，读起来疙疙瘩瘩，很吃力。像“全福太太”我在英文原著里猜不出原意，要比较张氏自己的译文才能弄清。更有甚者，这种声译竟直接放入对话:“‘Ging-lai tzau! Come in and sit down,’ 月香劝道。”没有人这样说 “进来坐”——先说汉语再用英语重复一遍，但这种笨拙的对话在《秧歌》中系统地出现。客观地说，这是风格上的差误。但由于《秧歌》在商业上的成功，张爱玲并没意识到这一缺陷。

二

《赤地之恋》是张爱玲的第二部英文小说，《秧歌》出版后第二年就写完了，但美国出版界反应冷淡，没人接受，最终由香港一家出版社于1956年发行。出版后几乎没有动静，可以说这部小说失败了。有了《秧歌》的成功，下一本书应该一鼓作气进一步建立自己在英文世界的名声。这是常理，作家们常说“抓住势头”（seize the momentum）就是这个意思。然而，第二本书往往也是险恶关头，前有上一本书的成功，现有更高的期待，还有各方的嫉妒，作者也是压力山大。这是个坎，闯过去了，作者的声誉就基本巩固了。

读《赤地之恋》时我心情很复杂，可以说是五味杂陈。上文说过张爱玲并没意识到《秧歌》在语言风格上的失误，在《赤地之恋》里继续大量插入汉语的表达方式，其中许多是直接的音译，许多加入对话中。第一页上就有这样的汉语：“T’a ma tid!” (他妈的) 和 “tso-feng” (作风)。 这些生硬的“疙瘩”到处都是，有的相当长，如“Tan-pai shih sheng-lu; k’ang ch· shi ssu-lu” (坦白是生路；抗拒是死路)。这就使英文读起来别别扭扭，有夹生的感觉。技术上，这种加入异国元素的做法有其内在的逻辑，一般是要向读者显示作家熟悉当地的语言，只要能让读者相信作者懂汉语，就不应过多运用，尤其在对话中要格外节制，不能破坏句子的流动感。好像张爱玲意识到自己这种做法不妥，在《赤地之恋》的下半部里基本不再用那些音译的汉语词组了。就是说，这部小说的风格前后不一致，后半部更像是直接用英文写的小说，行文流畅，激情涌动。问题是有多少人能耐心地读完艰难的头半部，再去欣赏下半部？这部长篇很难让读者进入故事，这可能是书商们拒绝此书的原因。

平心而论，《赤地之恋》的下半部分是张爱玲英文写得最漂亮的篇章。许多句子亮晶晶的，生动得像柔韧的枝条随风飘动，故事也十分自然，有时还很生猛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原文，尤其是从十六到二十章。这些章节中完全没有插入笨拙的汉语音译，读起来畅快。这种清新的风格可能与张爱玲当时刚翻译过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有关。

张爱玲不是伟大的长篇小说家，她的才华是局部的，不表现在对全篇的把握上，而是出现在个别章节和插曲上。刘荃被迫枪杀了二妞的父亲，接着又被命令离开农村；我们知道按故事的逻辑他必须与二妞见一面才能离开。平庸的小作家会对他俩道别那个场景大写特写，但张爱玲却寥寥几笔，写得节制，又令人痛心，完全是大师级的手笔。但出版商是生意人，不会用心揣摩作品的优秀和过人之处，接受或拒绝完全凭他们认定该书有没有市场。他们也一定看得出《赤地之恋》作为长篇“不成个”，结构上有大问题。像二妞这样的重要人物，不应该中途退场，使得刘荃的农村经历和上海经历几乎脱节，让小说的结构上出现断层。还有，黄娟自杀后故事就应该尽快结束，就像安娜·卡列尼娜卧轨后，沃伦斯基不久就去了前线，去自尽。虽然刘荃去朝鲜的经历很有趣，也富有历史意义，但从长篇的结构来看，那部分给人硬加上去的感觉，是多余的。小说结构的中心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，一旦其中一位死去，故事就失去了中心和张力，就不宜拖延继续。张爱玲似乎意识到《赤地之恋》结构上的毛病，她对宋琪说小说的“大纲是别人拟定的，不由她自由发挥”。她在该书的序中也说写的是“真人实事”，言外之意不愿改动故事的结构。我们不知道“别人”是谁，但外来的干预的确使《赤地之恋》的结构走了形，加上风格上的失误，使得这部在张爱玲英文写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长篇失败了。

这个失败对张爱玲的打击一定巨大。她经历了一个“险恶关头”，许多作家都面对过类似的险恶时刻。张爱玲对这个失败的反应是迅速、本能的，好像意识到必须尽快挽回败局。同年她写出了第三本英文小说，名叫The Rouge of the North，但没有出版社接受，以后修改数回，十一年后才得以出版。这个长篇就是汉语中的《怨女》，是由《金锁记》扩展而成的。在风格上张爱玲几乎完全摒弃以前汉语音译的做法，如果碰到成语，就用英文将意思译写出来。虽然小说的行文没有了以前的“疙疙瘩瘩”，其语言却很沉闷，句子缺乏活力，给人的感觉是故事动不起来，缺少冲力和张力，让人抓不到中心，实在难读。《金锁记》是个只适合中篇的题材，故事前半部比较缓慢，但作者《红楼梦》式的绚丽笔调让人读起来有趣味，可是真正的功夫是故事的后半部，七巧怎样渐渐毁掉了女儿长安。文学史上钱财锁住男人心身的故事很多，但钱财这样使女人一代代萎缩，直至断种的故事却很少。张爱玲写《金锁记》时才二十三岁，就有这样深邃的洞见，令人惊叹。但是长篇《怨女》却削弱了“钱财锁命”的主题，甚至拿掉了长安这个核心人物，结果，故事苍白无力，也缺乏深度，加上无法用英文写出曹雪芹式的风趣，小说很难抓住读者。

以后，张爱玲的英文风格是延续《怨女》的路子，没有多大变化。我们在英文中再也见不到那个生机勃勃的年轻作者了。经过《赤地之恋》和《怨女》的连续失败，她在英文的前途已经暗淡，将面对丛丛困难。从此，出版商们将总要看见她头上那两片乌云，躲而避之；除非风格上有重大突破，她的英文写作很难重振旗鼓。

— end —

刊于《青年作家》2019年第0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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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阅读

《秧歌》

作者:  張愛玲 
出版社: 皇冠出版社
出版年: 1968-7
页数: 196頁
定价: 130 TWD
丛书: 張愛玲全集
ISBN: 9789456687973

《赤地之恋》

作者:  張愛玲 
出版社: 皇冠出版社(香港)
出版年: 1998年7月1日
页数: 254
定价: 港币五十二元
装帧: 平裝
丛书: 張愛玲全集
ISBN: 978962451004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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